怀念锡勤老师

关健英

（开云官方注册-开云(中国)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我是锡勤老师的第二届硕士，名副其实的老学生。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说话，尾音总是拖着儿化音，因此大家总是喊我“小关儿”，听起来轻盈活泼。只有张老师，操着南方普通话的口音，语速很慢，称呼我为“小关”。每次听到他叫我的名字，总给我一种要端庄起来、不能造次的感觉。日子在不知不觉中过去，读研，毕业，留系工作，从当年的小姑娘到如今的知天命之年，近三十年过去，我早已变成老关，但张老师还是一直喊我“小关”。

我入师门虽早，但最初一些年和张老师交往，并不是很多。我那届的中国哲学，只招了我一个硕士生。当时的研究生教室在2号楼，房间不大。师生二人对面而坐，他讲我听，虽说也有讨论，但基本上是他问我答。现在回想，我回答的基本上都是书上的内容。以我当时的功底，没法和他讨论，也问不出什么有深度的问题。也有几次写了论文交给老师看，记得有一次写了一篇宋明理学的论文，大概是从张载到王阳明什么什么的，很宏大的那种。张老师提了意见，我试着修改也没改出来，后来就不知被我放到哪里去了。当学生，总是有点惧怕导师，怕自己才疏学浅露怯，怕让老师失望。

张老师最初给我感觉确实是望之俨然、厚重有威，加上我那时候年轻，谈恋爱、读小说、写诗，心思也没全用到专业课上，所以每次见他心里都很忐忑。后来我结婚，生小孩，去人大读博，忙忙碌碌，总觉得自己学问做的不好，没能给老师争光，每每见到张老师的时候愈发感到心虚。张老师一直对我非常好，告诉我做学问不能着急，也不要急功近利，平和的语言中饱含着希望。我结婚的时候他送我一个红包，还送我一幅软木画，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柜上。

读研期间最轻松的事就是去张老师家里聚餐了，一般是新年的时候。上下届的同学一起，去东大直街他的家里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品尝平时在学校吃不到的美味。毕业后也多次到他家里吃饭，都是与同门、同事一起。应老师师母之邀一个人去家里吃饭，只有过一次。最后一次去张老师家里吃饭，是2015年冬天里的某个晚上，和孙慧玲老师一起，记得那天很冷。

张老师待客的时候，菜是一道一道上的，就像在饭店吃饭那样。有东北菜，有南方菜，也有南北融合的做法。张老师做的鹅肉是一绝，大家都说比烧鹅佬还好吃。这道菜工艺复杂，要提前几天准备。我也按照张老师的流程在家里如法炮制，但终究不是那个味道。和张老师学会了一道西红柿炒山药，现在是我家里过年过节餐桌上的主打菜品。张老师做过一道鸡油白菜，普通的食材鲜糯美味，瞬间高大上。张老师住院期间，魏师姐有次做了这个菜送到医院，大家跟着品尝，边吃边说起来当年在张老师家里聚餐的往事。说笑中，忽然心里一酸，眼泪忍不住就要流出来，怕张老师看见，硬生生地咽了回去。

我和张老师工作上的接触多起来，是我从北京读博回来之后。那时，张老师领着我们做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，分给我的是魏晋隋唐那一段。我先后写了两稿，张老师改了两遍。书稿的空白处写满批语，有钢笔字迹，有铅笔字迹，密密麻麻，勾勾画画。有的是直接删掉重写，有的则是写下他的修改意见，特别写“请酌”两字，并在下面加上着重号。记得，某处我引用《魏书》里的一条史料来描述北朝的道德风尚，张老师在旁边批注云，“此恐系南朝事”，寥寥几字，看得我脸热心跳，冷汗涔涔。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。张老师对史料烂熟于心，举重若轻的大家风范，常令我钦敬不已。

2008年，锡勤老师领衔申报的《中国伦理思想史》教材，获批为教育部马工程重大课题攻关项目。这是由来自全国8所院校12个专家组成的团队，锡勤老师是第一首席专家，另外两位首席专家是南大的杨明教授，湖南师大的张怀承教授。课题伊始，张老师就分配给我一个任务，兼任课题组秘书，协助张老师处理课题组的日常杂务。张老师每每称呼我为“关秘书长”，我也每每和张老师开玩笑说，看来我做女秘书超龄了，所以您还得加个“长”字。

从2009年1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课题启动工作会议，到2015年2月《中国伦理思想史》教材出版，这个课题前后做了5年。从提纲的确立到最后的定稿，全国众多的专家参加审定，每次都是大大小小若干条意见。最多的一次，15个委员，提出的书面意见总计一万五千多字。每次从北京开会回来，张老师都会与另外两位首席专家电话会商，逐条落实。

整部教材，前后三易其稿，张老师作为第一首席、教材主编，每次统稿都是逐字逐句动笔修改。张老师不会用电脑，整部教材都是在纸质书稿上修改，然后由我负责誊到电子版中。从观点的斟酌，文献的征引，到语句的表述，甚至是标点符号的使用，张老师都会做改动。有时，原作者整段的文字都会弃而不用，张老师在稿纸上重新写，整整齐齐粘在旁边，并用箭头做清晰指示，怕我誊写的时候弄错了。

誊稿子，在我看来是一种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，更别提什么思想含量。当时有人问我，这种简单劳动为什么不送到打字社。说实话，最初我私心里也有这个想法。但张老师不想假他人之手，而是让我誊写，作为弟子，我就必须服其劳。我是一个听老师话的学生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自认为这是我的优点。有人说，这是天秤座的性格使然，在我看来更是从小的家庭教育影响。在誊稿子的过程中，我发现，其实这里边很有学问，也可以学到很多。比如，原作者一句拖沓冗赘的口水文，被张老师修改后，干净，漂亮；一些不易发现的文献上的错误，也总是逃不过张老师的法眼。我总是边誊写便琢磨，心得甚多，受益匪浅。真的觉得这份工作是做“秘书长”的“偏得”，感谢张老师给我这个老学生上的这堂“私人订制”的科研训练课。

张老师统稿亲力亲为，但他非常尊重课题组每个成员的劳动。每次动笔改稿之前，总是与原作者商量，外地的学者，他也总是要电话沟通，解释修改的理由。正因如此，《中国伦理思想史》课题组没有任何的龃龉与不睦，大家合作的非常愉快。每次见面，三个分属于不同年龄段的首席专家，总是默契地掏出香烟、互敬，然后在吞云吐雾中开始工作。根据张老师的委派，每次我电话征询杨明、张怀承两位首席专家对课题意见时，两位首席回答几乎都是同样一句话：听张老师的。正是因为张老师的人格魅力和巨大的时间、精力付出，5年中，课题组高质量完成了工作，《中国伦理思想史》成为“马工程”第一批29本教材中率先完成、第一本出版的教材。与此同时，学者们彼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

张老师逝世后，杨明、张怀承两位首席发来唁函，并代表课题组全体同仁，为张老师敬献花圈。杨明教授在微信中说：我和张怀承老师做的工作不多，多亏了锡勤老师。如果没有张老师作为第一首席，《中国伦理思想史》教材不可能顺利出版；如果没有张老师费那么多心思，从一开始确定体例、写作指导思想，特别到最后的统稿把关，这本教材也不可能这么成功。张怀承教授发来短信：惊闻张先生逝世，不胜悲痛之至。怀承不能亲至灵前叩头，谨托关老师代向家人悼念，并代我个人及湖南师大公共管理学院敬献花圈。同时，向张门诸子致以亲切的慰问！

锡勤老师在天有知，当欣慰矣。

前两天，杨明教授发来一张照片，是课题组2015年7月在黑大开会时，三位首席的合影。照片中，张老师端坐中间，笑容干净，精神矍铄，穿一件格子衬衫，显得很年轻，看不出丝毫异样。谁能想到，仅仅10个月后，他就遽然离世了呢？

张老师是个重情重义的人。2015年3月，我读博时的导师罗国杰先生逝世，我去北京参加告别仪式前夕，张老师特地打电话叫我去他家里，交给我一个白色的信封，里面装着奠仪，请我转交给罗师母。他说，罗老师对他很关心，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编写《中国传统道德丛书》的往事，说到动情之处，竟至哽咽，几近落泪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张老师如此动情，看到了他平和、内敛的性格中很感性的一面。

张老师卧病以后，饱受病痛折磨，数次进入重症监护室，但他坚忍顽强，与病魔抗争。两个多月中，眼见着他的身上，最初是挂上了肾的引流管，之后是导尿管，再之后是鼻饲管、氧气管，最后在重症监护室插上了呼吸机的管子。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就在各种管子的包围缠绕中，眼见着形与神在一天天、一点点的萎去。眼见着精神矍铄的老师，被病痛折磨的瘦成一把骨头，连说一句完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我和其他弟子随他家人进去重症监护室四次，每次看到他，都会有一种彻骨的悲凉和无力感。我甚至想，如果能够在止痛药的作用下安然睡去，不再醒来，于他，未尝不是一种解脱。种种心绪涌上心头，有时在走廊里、电梯里就会泪流满面。好在并没有什么人侧目。肿瘤医院里的人，无论是病人或者是亲属，哪个人不是一肚子的酸楚，哪个家庭又不是饱尝痛苦的折磨呢？

我住的小区离医院很近，所以没课的时候经常过去，帮不上什么忙，仅仅就是看他一眼而已。其实，看一眼固然心安，但何尝不是心痛。有时，张老师是在昏睡中，我就与他家人静默相对，相顾无言，病房里一片沉寂。张老师感觉稍好的时候，也会和他闲聊几句，措辞小心。只要张老师表现出疲劳，或者说“小关，你回去吧”，我便立即起身告辞，唯恐老师多说一句话、多一个手势都会耗费他的精力。每次走出病房大楼，都会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似乎要赶走心里郁结的块垒，赶走那浓重的越来越近的死亡阴影。走在肿瘤医院的院子里，有时也会停下来看看，那些在料峭春寒里顽强萌出地面的新绿，昭示着生命的坚忍与希望。有时，也会驻足仰望天上变幻的诡异的云朵，想着庄子说的“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”，想着庄子说的善待生命与善待死亡。死亡，作为一个纯粹的私人事件，无法经验，不可共享。可是，在生命的那一端，究竟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？

张老师去世后，我写了一幅挽联，发在我的朋友圈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可谓先生矣，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不亦君子乎。这就是我心里的张老师的样子。

张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惟愿那个世界里没有病痛，只有书香与亲爱的老师永远相伴。